我国古代，很早就以玉、金、银等作为文物印章或饰品，都是当时能工巧匠制作的。后来，不少饰品进一步扩向民间，同时，那些能工巧匠也逐渐组织起来，设立有关的工场和店铺。这就蔚成一行独立的“富贵生意”，专门经营金银饰品和镶嵌珠玉宝石的银楼业。

　　不过，银楼业具体起源于何代，已难查考。大致说来，它随着社会生产的兴盛，民间习俗的繁华而发展起来。单以近代而论，到了晚清，全国的通都大邑莫不遍设规模不等的银楼。其中，除了华南的广州等处(后来也包括香港)之外，其他各地的银楼则几乎全为浙江人特别是“宁波帮”的天下，而“宁波帮”中尤以鄞县、慈溪、镇海籍的工商业家投资的占绝大多数。“宁波帮”早期人物慈溪人严信厚(筱舫)就在上海宝成银楼任过职，后也开过天津物华楼金店。它们挂着浙江×××银楼的牌子，驰誉当地的城乡以至邻邑近县。

　　宁波，作为全国银楼业的后方根据地，在清末民初先后有方聚元、凤宝、方九霞，行远(后改为方行远)、紫金（后改为方紫金）、新凤祥、老凤祥、新宝成、天宝成等十把家规模较大的银楼。这前面五家均系镇海西乡柏墅方的方氏家族的产业，前面两家一在郡城的东渡门内，一在东渡门外，尤为同业中的佼佼者。

　　据1932年统计，宁波市区共有大小银楼24家，其中在东门口1家，在东大路5家，开明桥2家，渡母桥6家，湖桥头1家，念条桥2家，旗杆夹弄2家，东后街6家，大池头1家，鼓楼前1家，百丈街1家，后塘街1家。

　　当年方聚元和凤宝都由方家老板娘盛氏（镇海旅沪巨商盛家女儿）亲自“摇控”。由于方家越来越人口繁衍、排场阔绰、用途浩大，终于在光绪末期导致入不敷出，周旋不灵的地步，她不得不打算招盘一家银楼以解燃眉之急。风声传出，欲盘者属意于方聚元或凤宝，而对前者尤感兴趣。可是这位主持家政、遥控店务的盛氏老板娘认为方聚元原名聚元，早有一百多年悠久历史，是她的上一代从他姓手中盘入的，才给这老招牌加上一个“方”字；现在要把这“一点头”的“方”字也跟“聚元”两字一块儿再盘出去给别人，实在太失面子了。所以，她决定宁可稍让盘价，忍痛割爱，斩掉凤宝，保全方聚元。

　　方聚元开在宁波郡城东渡门内第一道公墙的东大街上（那时的市政建设是各大街上每隔十、廿家店铺便跨街横设一道防火、防盗、防战乱的公共厚墙，中间开着一个大型月洞，装着两扇粗木栅门，人们称此跨街厚墙为“公墙”），交通便捷，地段热闹，坐北朝南，三开间梅园石门面，三大进楼房，极有吸引顾客的气派。当年，方家尽管出盘了凤宝，获取了一笔可观的盘价，得以缩短战线，集中财力来继续经营方聚元；但究竟影响不少，外则信誉削弱，内则人心动摇，一度陷入了困境。于是，富有才干的盛氏当机立断，进行了两项革新的措施：

　　其一，她打开独姓经营为合伙投资的局面。邀请上海银楼业大同行公所总董、南京路方九霞成记银楼经理桂增元和上海某银楼上手职员裘清甫联合入股，共同签订合伙议单：方家三房廷章拼四股，四房某某（方仲吾、彭吾、雄吾等之父）拼十股，桂增元、裘清甫各拼一股，合成16股，每股2000银圆，共计集资32000银圆。

　　其二，她采纳桂增元建议，聘任裘清甫为经理。裘氏秉性比较耿直和坚毅，在上海某银楼工作时跟同事关系不大融洽，但能吃苦耐劳，勇于任事，所以桂增元相当赏识他，把他推荐了，授以负责店务的全权，而把原有的平庸的经理撤换了。

　　由于上述两项机构上的重大革新，方聚元对外信誉重新增强，对内也稳定了职工的情绪，从而形成了重整旗鼓的中兴气象。

　　裘清甫“三十而立”，身壮力健，而面庞较长，头额微凸，象个“寿星”，又喜管这管那多唠叨，故此同业中和店内职工都浑称他为“老太婆”。他与店员共甘苦，同早晚，任劳任怨，管理店务。他的业务方针；一是，专务正业，着眼于精工制作金银饰品，努力做好门售生意，不搞黄金卖空买空，避免黄金市场忽上忽落的风险。二是，吸收亲友和客户存款，给以月息七厘或年息八厘，以充实流动资金，扩大黄金储备，增加饰物品种和花样，以适应顾客需要。三是，坚持和气生财、顾客是“衣食父母”的信念，他从早到夜坐镇在角尺型花梨大柜台东边店弄堂的一排花梨大椅上，叼着一杆旱烟管，目光炯炯注视着柜上动态，一发现伙计有做不成生意的兆头，便放下烟管，走向顾客，来个满面春风的招呼。而那伙计就乘机插话介绍：“这是阿拉店里阿大先生，亲自给你做生意，保你货好价实!”这顾客—听，特别是乡间来的，自然满意起来，成交而去。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营业方针，使方聚元营业蒸蒸日上，成为宁波的银楼业巨擘了。

　　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方聚元的真相却是外强中干的。主要原因为大股东方家在老板娘盛氏去世后，小老板们又逐年亏空巨款。对此，裘清甫尽管毫不含糊，要给这些亏空计算年利息一分，但并不能制止他们继续伸手要钱。亏空加利息，越滚越大。方家三房拼四股，就积欠了1万余元；四房拼股10股，也积欠了2万余元，都超过了他们的原本。后来，在经理向股东一再催讨欠款之下，方家三房不得已于1923年前后把两股股份以翻一番原本的股价出让给蚌埠老凤祥银楼经理桂安卿和本店经理裘清甫各得—股。四房虽未出让股份，也以亏空了巨款以及还继续要拿钱而无形中削弱了对店务的发言权和对经理的控制权。这样，裘清甫便进一步大权独揽，自己也亏欠了店款两3000元。按商业惯例，这为经理“挂帐”，不计利息，实际上他得以借此向外赚取利息，明沾本店的光。

　　方聚元也象许多“老字号”商业一样，前店后场，店堂和作场两部均有职工20余人，另外有上、下灶厨师两三人。全店设经理、副手、帐房各一人，另一高级职员为料房，后来设两人，分管“黄料”和“白料”。他们负有发付金银原料给作场的“把作”师傅和验收把作师傅交上来金银饰品的重要任务；同时他们又要秤出一件件的饰品份量，贴上标记，包好号纸(银器一般不包)，然后交与管货员；特别是他们还要处理门市收下的旧金银，吩咐学徒熔铸和发往上海化炼。其中，察看和保证足赤的成色务必十分精细，一丝不苟。裘清甫对他下面的这些副手、帐房、料房、管货员等都能知人善任，安排妥贴。

　　作场方面，设有“把作”一人，管理全体工人。他领取料房的金银，分配给各式各档工人去做，等一批批做好后，又汇总交给料房。“把作”如何安排工种，分配任务，添置工具，指导工艺等等，裘清甫都放手让他去干，不加干预。大致是手艺佳的做黄货，差的做白货，那镶嵌珠、翠、宝玉、钻石，或接受顾客定制的特殊珍饰，自然是交给能工巧匠去做了。吸收徒弟只拜“把作”为师，这跟店堂学生意者拜经理为师不同。方聚元的“把作”师傅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管理工场有方，所以场里制作出来的金银饰品质高式新，颇受顾客欢迎。方聚元的门售金饰全由本店工场精工制造，银器也大部自制，只有一小部分交店外稳妥可靠的银作坊去加工。

　　金银饰物，特别是金饰，其原料和成品都是贵重的东西，往往有失窃、被盗、以及遭到贪污、掺假之虞。为此，方聚元执行着一套极其严格的店规。除了重视上述要害部门料房的人选外，也妥择管货员。所有黄货，不问重达数两的手镯、项圈，一两一只的小元宝，还是轻只五六分的丝圈(即细耳环)，都一一编号包纸，登记入册，由料房交给管货专责保管。顾客来购货，由营业员向管货员领取几件，记录下来。货如未售出，原包退回，货如已售，将包纸(记号码和重量的)交还，以清手续。傍晚打烊，管货员就在号簿上把售出之货一一销号。每隔一月，全店集中人力于晚间对号盘货，终年一般不出差错。至于白货，大件的如银鼎，银杯、银盾之类多放在样橱里，小件的银项圈、银镯、银戒等则都放在分格的抽屉里，在晚上只上把锁了事。白货不问大小，设有专人坐管，顾客来购，任凭营业员自行取给顾客。由于行业特殊和店规严格，加以职员们洁身自爱，方聚元在长时期中不曾发生过盗窃现象。仅有一次，管货员突然发现少了一号，全店紧急侦查，立即查出是一个进店不久的“学生子”偷窃了一枚金戒。裘清甫马上找来此人家长，尽管是平素非常要好的，也嘱其把儿子领回去。

　　二三十年中，方聚元只发生过这么一起内贼，另外遭遇到外盗也仅仅一次。一天，柜外来个“顾客”购金戒，营业员拿出几只让他挑选，他乘营业员眼睛一眨之机，猛地攫起两只金戒，夺门飞逃。营业员惊魂甫定，随势跳出柜台，穷追不舍。不料歹徒回手撒来一把石灰，险被撒进眼睛。他大呼“抓抢犯”，路人奔拢，终在小街里把歹徒人赃并获。从此，方聚元为防宵小垂涎于金光灿灿之物，便配备了武装门警，以确保安全。

　　“银楼”，顾名思义，主要该是制造和销售银饰、银器的店铺。可实际上，越到近代，社会风尚趋向奢侈，它就越来越侧重于制造和销售金饰、金器了。另外，从20年代后期开始，市场上推出一种赛银(即假银)制品，于是银楼生产的银质的酒器(杯、碟、匙、筷等，俗称“银台面”)、烟罐、高脚盆、纪念杯、锦标盾等等多为廉价的赛银品所替，生意一落千丈。顾客来购银饰的多半是些较贫穷者，只买手镯、耳环之类，象那项圈、项链、锁片、元宝锁、帽字等等，不仅为装饰物，而且还是迷信品。

　　由于社会风尚的变化，比银货大为高档的金货则逐渐深入民间，富户不必说，即使中产人家，在订婚、发聘、娶妇、嫁女的礼品中，为争面子、摆阔气，总爱备上金饰一两色。重的如手镯、项链、锁片之类，轻的如耳环、发钗、戒指等等。到二三十年代，金饰又进一步向更高档的发展，流行起九成金和七成金制成的时式镶嵌，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因为纯金柔软，易于变形，难于加工，只好掺以白银(加微量的铜)，拼成九成金或七成金，才质地较硬，可以精镶细嵌，做出玲珑剔透的饰品来。后来，这些时式镶嵌货更上一层楼了：它们镶嵌上去的珍珠日益落伍，翡翠也不挺吃香，而玫瑰、天蓝 、变色等宝石则堪称摩登。特别受人青睐的是金刚钻石。同时，这类钻石饰品的底面原用七成金的，也改用白金(铂)作为镶座和嵌脚。白金和黄金当年的比价约为4比1。一只钻石戒指如用白金嵌脚更是闪光耀眼。然而，澳博体育app这类白金镶嵌饰品价格太贵，宁波人买得起的实在极少，而少数人买得起的则嫌宁波货不及上海货式样新颖，制作精巧，又多往沪埠去选购。这样，甬上银楼业中这类饰品生意寥寥，方聚元虽略胜一筹，也不过聊备一格而已，它的中心营业是在黄金饰品的销售上。

　　另外，金货更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密切的关系。例如，1900年，庚子事变，澳博体育app八国联军悍然侵占北京，江南人心震动，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纷纷抢购金货，以备应变。这时金价暴涨，方聚元就生意鼎盛了。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抛售存金以购战争物资，同时我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国际贸易形势好转，因此大量黄金涌入我国，金价猛跌，至大战结束的次年(1919年)，民间稍有余钱的便见贱乐购金货，使方聚元的生意又顿告兴旺。

　　如上所述，银楼业演变的结果，金货与银货之间的营业额和毛利之比，除小店外，一般店家大致为8比2，而方聚元则为9 比1。这样，方聚元“银楼”，实为“金楼”。

　　清末民初，我国长期流通银圆，每一银圆(“鹰洋”、“龙洋”、“大头”)，重为申(上海)漕平(漕粮收银所用的天平)七钱三分强，含纯银六钱六分弱，而银楼售出银货以漕平两一两(36．66克)为计算单位，也用银圆来表示，所以“纹银挂牌”是长期稳定的，门售价常在一圆七角至二圆之间，人们也不予以关注。但是，金价时有上落，甚至早晚不同，则往往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在清末民初阶段，除1900年特殊情况外，也还变动不大，足赤售出挂牌每漕平两多半盘旋在40到50银圆的幅度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国际金价逐步下降，宁波足赤售出价竟低至每漕平两为24银圆，有人说还曾低到过只有20银圆。但以后金价又逐渐回升，直到抗日战争前夕，高达每市两(1市斤等于16市两，每市两合31．25克)为110余元(“法币”)。

　　这中间必须说明的，南京国民政府曾有两项制度改革与全国银楼的业务息息相关。一是1929年度量衡制度改革，银楼所用的漕平两废除，代之的为市两。一漕平两等于1.173市两，反过来，一市两等于0.8525漕平两，金价无形中略有上涨。二是1935年币制改革，银圆被一律收归“国有”，禁止流通，代之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钞票，称作“法币”，银楼挂牌即以法币标价。

　　在宁波，长期以来足赤的牌价完全听命于上海金市，而上海金市则亦步亦趋于伦敦黄金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基本上操纵着国际金银市场。金市用“标金”作交易，每一块象上海老大房猪油白糖年糕那样大小，重约七十漕平两，成色为97．8％。银市用“大条银”作交易，每一块象旧时磨刀石那样大小，重约五百漕平两。上海金市根据伦敦标金价格和标金成色，以及上海英商汇丰银行的中英外汇牌价，加以换算，进行买卖。宁波银楼业按照上海金市每天收盘价，随时举行同行公议，在通常情况下，各家大银楼轮流主持，由轮值的一家议定就算了。一般说，如上海金市收盘价为每两100元，宁波的足赤挂牌大致是售出102—103元，收进98—99元，进出相差约四元。但有时进多出少，那价格就调整为售出101—102元，收进97—98元。方聚元的大柜上方就朝外高悬着一块长形挂牌，上边大书“今日足赤”四个大楷，下边分两行标明售出和收进的价格。

　　这一进一出，要做成两笔交易，营业额共达200元，而仅毛利4元，可说是薄利了。可是，从中却获得了顾客的信任，认为购买金货不大会吃亏，碰上金价涨时还能赚些。加以方聚元一方面货真价实，划一不欺，一方面笑脸迎人，百挑不厌，它就声誉日上，生意鼎盛了。这样，在大多数年份里它总是出多于进的，因此常要向上海购入金条。那时上海金市买卖以漕平50两(后为市两)为单位，叫一平，这是因为一架天平所备的砝码合起来总共50两。一平黄金分5条，每条重10两，就是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俗称“大黄鱼”的。那时金市上根本没有什么一两一条的“小黄鱼”，“小黄鱼”上不得台盘。方聚元购入一平一平的金条都托“申庄”代理，并托宁绍轮船茶房带甬。对申庄每年致送庄俸，对茶房每次给予带费。双方一直恪守信用，从未发生过意外事故。从30年代中期起，一方面社会经济持续不景气，一方面金价逐步上涨，方聚元的金货生意变成出少进多了。它也通过上述渠道，把柜上收下的多余旧金熔成条子向上海抛售。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此话不假。所谓“足赤”，按照上海银楼业大同行的规定，而为全国同业所信奉的，只是含金99．3％，并非100％的纯金。方聚元售出的足赤金货完全达到这99．3％的标准，在大小饰物上都打上三个钢戳：“方聚元”、“福”、“足赤”，顾客购了拿到上海去交兑，绝不打一丝一毫的成色折扣。方聚元备有精密的成色“对牌”和细洁的试金石，任何金货放到试金石上磨出一条金带，再拿对牌上的几枚不同成色的金片磨在左右，相互反覆比较、勘对，内行人就可“对”出这件金货的成色来。有时这件金货严重不纯，只消磨在试金石后用硝镪水(硝酸)一揩，其内含的杂质、银、铜便被溶去，而剩下疏薄的金带了。如果试金石上的金带磨遍了石面，那也只消用水银去擦，擦得干干净净后，把金汞合金一烧，使汞蒸发，澳博体育app即可收回金粉。

　　方聚元在收进杂牌金饰和九成金、七成金镶嵌货，积有一定数量时，早期是采用传统的熔炼工艺加以提制，使之达到99．3％的成色。其法是：先把这些“浑金”熔成薄坯，次把这些薄坯开作薄片，后把这些薄片打成极薄极薄的金叶。于是每张金叶上平匀地铺上一层白盐，一层层叠起来，四周和上顶封以泥墙，下面用火烧煨。渐渐地一缕黄绿色的极其难闻的烟焰冉冉而起，大概经过一昼夜，加以冷却，取出一张张金叶，只见满叶遍布比针尖还细的微孔，原有的银、铜杂质已被排除了。所以这种足赤，先前是叫“赤”的。

　　然而，这种传统熔炼工艺必须有技术高超的师傅，能善打金叶，能熟谙火候，才得操作。因此，后来当西法传入，方聚元就改为硫酸提炼法了。其法是：先把浑金拼上一定比例的银块，加以熔化成为液体，次把这金银合液撒成极细的珠子于一个油锅中，而后洗净这些细珠放上硫酸加热，这热硫酸就把细珠里的银铜杂质溶去，剩下蜂窠样的金珠不动，也达到99．3％的纯。不过，要掌握这种西法也并不十分简易。不久，方聚元索性自己不炼，而把浑金带往上海，交与有关的冶金厂加工代炼。

　　上面说过，如果上海分市足赤成交价100元，宁波银楼业即以此数为中心，把售出和收进的牌价分别挂高和挂低若干，进出相差只有四元。其实，一进一出的数量往往大相悬殊，不能平衡。为了弥补此中的“顺差”或“逆差”，保持存货的稳定状态，方聚元就必须向上海金市购入或抛售黄金。这样，在正常年份中，方聚元柜上出售一两金货，从上海补进一两金料，便不能获利4元，平均只能得2.5元左右的好处。它每年门售金货大多在8000两上下，可得毛利约2万元。

　　银楼业在发售金货时，除按挂牌计算金价外，还附算饰品加工费，叫作“工钱”。方聚元规定：戒指类，每只1至3角；手镯类、锁片类，每件8角至1.2元；等等。这些定价都比较克己，倘遇大买主或老客户，再加“优惠”，以示“薄利多销”之意。这样，它每售出金货一两，平均附加工钱八九角，全年可得毛利六七千元。

　　“百行百弊”，银楼一行自不例外。其主要弊病是搞“余平”的花招，即使做出金字招牌的方聚元也热中于此，牟取这违法利润。料房把每件金货贴上小红纸，记上重量，一钱重的金戒，写作一钱零一厘，一两重的金镯写作一两零五厘。这类虚报之数在小戥子或大天平上，都不大看得出来。顾客精明的，索去了发票，异日来交兑时，凭原发票重量计值，店方自无异言；但一般买主常不要开发票，或者买了多年，带了多时，再来兑钱，便暗中吃亏了。同业中把耍这种花招所得的称作“余平”，意谓天平上多余下来的东西。但这只行使于出售新饰上，在收购旧饰时倒不大扣克人家的重量。因为，买主欲购新饰总往店铺大、花色新、做工精良的银楼跑，而卖主欲售旧饰却不问这些，只顾哪家分量称得足、钞票算出多就是了。所以，银楼店对收兑旧饰，不大敢弄虚作假，否则会赶走顾客，丧失店誉的。方聚元在一年中积少成多，有余平金八九十两，约占出售金饰总额的1％稍强。其中，补贴工人们制作中的耗蚀，抵消九成金、七成金加注焊药(银、铜、硼砂、白砒等)的浪费，以及减除熔铸金条中的损失，必须支付掉约二三十两，最后可净剩余平金六七十两，也是一店的毛利，合六七千元。

　　上列金货方面的三项毛利共约三万三五千元，再加上银货方面的毛利约三千五六百元，两共约为三万六七千元。这个总毛利除去总开支约二万元左右，在30年代前期每年可获净利一万六七千元。

　　方聚元每年净利，依照合伙议单订定，除酌提一部分作公积金(即把存货的盘价逐年压低)外，即按22股分配，各股东共得“花红”16股，经理、副手和全体职员共得花红6股，每股一般是五六百元。那时方聚元的职工待遇虽比别店的高些，但仍属菲薄。店方供给全体职工食宿外，外场职员每年人均工资约100元，公记(珠、翠、宝玉、钻石等镶嵌货的销售利润归职员，故称“公记”)约七八十元，花红也约七八十元，合计仅有二百五六十元。里场工人人均工资不及外场职员，公记和花红也无份，但有一定的金贴和银贴，合计约二百二三十元，一般比职员要低一些。

　　20年代开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局势的暂时稳定，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又卷土重来，侵占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资源，上海金价就步步回升，宁波银楼业生意渐渐清淡，方九霞、新凤祥、新宝成等相继歇业。

　　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打反人民的内战，上海金价乃窜出每200元大关，宁波的方行远、方紫金的景况颇感困难，方聚元幸以经营有方，仍能保持盈利。

　　到了1935年，如前文所述，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进行币制改革，发行四行法币，收兑全国银圆，顿使金价继续上涨，银楼业受到更沉重的打击。方聚元的金货买卖，由出多进少一变为进多出少了。银楼业中就有人鼓吹把方聚元、凤宝、天宝成、老凤祥、方行远、方紫金六家店铺组织起来，结成一个联营机构，以节开支而渡难关。但不久，却索性策划这六家银楼共同设立一个联合收金处，投靠宁波中央银行，专替该行收购宁波地区的民间黄金，以赚取该行的回佣，用作维持整个行业全体职工的生计。

　　1936年，这个联合收金处正式成立于凤宝旧址，任何金饰、金器、金条，只收进，不售出，还动员各银楼向该行投售库存金货。当时方聚元的股东，有的少不更事，有的老而无能，都不明此中真相。经理裘清甫也年迈力衰，远无往日的才干，他终于把店内全部存金约壹千两拱手兑给该行，把所得法币清偿亲友和客户的存款，而没留下一分一厘的金屑分给股东。同时，联合收金处改变原定计划，不附带经营银货，方聚元等都发资把里场工人如数解散，只留下外场职员为收金处的收金员，经理裘清甫等各领一份相当的干俸。这样，横遭厄运，宁波银楼集体关门大吉，而全国通都大邑的同行却还继续开门营业。这种后来持续到抗战初期的宁波联合收金处的组织形式，堪称中国银楼业史上特殊的一页。

　　上述史料，特别是有关数据，因时隔多年，回忆维艰，只能略记梗概，出入之处，尚祈熟知情况者给予订正。